2014-11-24 07:54:55|来源:重庆日报|字号:
杨乐兰回忆,那艘商船的船长是英国人,水手都是中国人,因为船长对地理环境不熟,便找来一名中国船员导航。“那是一个长着长胡子的老人,他站在船头,凭借丰富的经验指挥商船在汹涌的江水中航行。而掌舵的人则根据老人手势驾驶轮船。”
在凶险的激流险滩中,杨乐兰还看到了岸边拉纤的纤夫,他们赤裸着上身,高喊“船工号子”,双脚在嶙峋的乱石中前行。这一幕给年幼的杨乐兰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上世纪60年代,出任驻华大使时,杨乐兰特意去买了一套“船工号子”的歌碟,并保存至今。
“我深信,在重庆的这段经历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。”在杨乐兰看来,当年在重庆短短5个多月的经历,不仅令他感到新鲜、刺激,更激发和培养了他坚韧的个性。
杨乐兰说,在中国,特别是在重庆的那段岁月,他目睹了战时中国人民所忍受的艰难困苦——日军的轰炸、随处可见的废墟、饥荒,还有贫穷、劳役、国民政府的腐败等等。但同时,也对身边的人们表现出的智慧、乐观、积极的人生态度感到敬佩。
多年以后,杨乐兰像他的父亲一样,成为了一个“中国通”。并于1962年至1966年,他在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工作。1986年至1992年,他又出任了荷兰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。
“75年前,我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。在1964年、1986年、2009年,又分别来过几次。看到了重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以后,我将为两国,尤其是重庆和荷兰之间的交往牵线搭桥。”杨乐兰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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